佛教在贵州的传播

佛教自唐宋以来陆续传入贵州，但没有越过乌江。元代始向乌江以南传播，而寺庙仍很稀少。到了明代，不惟府、州、县卫皆有寺庙。而且土司地区也不例外，深入穷乡僻壤。明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以后，为使“皇图永固，帝道遐昌”，在总结历代统治者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的方针。以儒学教育为主，辅以佛教和道教，借以达到“使人日渐教化”的目的，以图能够长治久安。在明代统治者看来，佛教是“敷训导民”、“驯化人心”的有效工具，可以使人乐于善事而不谋反，因此随着统治的加强，佛教在贵州的广为流传。其盛况非宋、元时所能比。

播州地区的佛教传播

为了推行这一基本国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僧官制度，与学官、道官制度相辅而行。佛教传入贵州最早的地方，莫过于思州、播州。播州自唐代佛教已开始盛行，建有若干佛寺。入明以后，贵州宣慰司颇重视佛教，除宋、元古刹外，又新建湘山寺（大德护国寺）、复兴寺（瓦厂寺）以及真安慈化寺、桐梓龙居寺、绥阳辰山寺等十五所寺庙。万历以来建寺更多，这不仅与佛教盛传有关，而且与播州改土设流有密切关系，计有遵义大土阁、禹门寺及正安州蟠溪寺、桐梓县莲祠寺、绥阳螺永寺等二十一寺。崇佛之风，延置明末，又兴建十余所寺庙。诸寺之中，禹门寺最为著名。它位于遵义乐宽江畔的沙滩地方。万历初，黎朝邦父子始创加蓝于此，名沙滩寺，后曾任黄冈知县的黎怀智落发于此，改名龙兴禅院，再后，仗雪法师至此，以为“胜境甚夸，树为学业禅院”因取“遏人之心之江河，有如禹之随山决排”的意思，更名为禹门寺。于是广建禅居，“禅和诸子，日至十百”。寺内藏有《释藏》四部，并有破山、丈雪手笔及诗文、语录。湘山寺位于遵义城中的小山上，建寺时有大德护国寺，后改为湘山寺，以山临湘江而得名，香火颇盛。郑珍在《播雅》中极为称赞。

思州和思南地区的佛教传播

思州一带，也是佛教传入贵州较早的地区，思州、思南、铜仁等地均有唐宋古刹。到了明代，佛寺遍及思州、思南、铜仁、镇远、石阡、黎平各府及所在卫所。以思南、沿河、玉屏的佛寺最多。镇远城东的中和山，两水夹流，山处其中，两崖巨石壁立，有太和洞、中和洞、青龙洞等胜景，入明以来，佛道两家皆在此建立寺、观，佛寺与宫观浑然一体。嘉靖间，知府黄希英于中元洞建中山寺，工部郎中赵之绪构藏经楼，其旁有青龙寺，僧道常游于此，是佛道交融的一个典型。铜仁府境内有梵净山，原名九龙山、月镜山，俗名饭甑山，群峦耸峙，中涌一峰，崔巍不减五岳，誉为“黔地之唯一名山”。在梵净山老金顶，原建有通明殿，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户部郎中李芝彦为重修古刹，撰有《敕赐梵净山重修金顶序》碑文一通，拱门上刻有“敕赐圣旨承恩寺”七字。相传，明万历年间，李皇后修行于此。于是新建水源寺，护国寺、梅坝寺、天马寺。合称“四大皇庵”。其后，万历敕封镇山印号为古茶殿，并立有《梵净山茶殿碑文》，自此以后，香火旺盛，又建罗江寺、钟灵寺等“四十八脚庵”，一时间，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成为川、黔、鄂边境的朝拜圣地，遂改名为梵净山。

黔中地区的佛教传播

黔中地区，佛教本不盛行，寺庙亦少。入明以来，由于几条驿道在此交汇，又形成了政治中心，佛教随之兴盛，尤其以贵阳为最。贵阳最早的寺庙是大兴寺，在治城中。该寺系元至正年间庐陵道人彭如玉首创精舍，土僧真贤嗣其业，拓宽故址，建大雄宝殿、毗卢阁，庄严恢弘，气象一新。洪武二十七年都指挥使顾诚奏请蜀王，赐名大兴寺。永乐间设贵州宣慰司僧纲司于其后。成化五年，钦差镇守贵州知都监郑忠并巡抚、总兵、布政使等官，铸大铜钟一口，高四尺余，重3000斤，悬于寺内，声闻全城。寺内常有名僧驻锡。万历中，蜀僧如登驻寺。《黔南会灯录》中载：觉甫、智顶、法印三僧，先后住过大兴寺。万历二十年法印赴京请来《大藏经》一部，巡抚郭子章为之建阁贮藏，南京礼部命黄德辉题“龙轮宝藏”四字。由是，大兴寺为全省各寺之首。郑忠又于城内建永详寺，敕赐金额。继后，又建有万寿寺、黔明寺、准提庵，在新城建铜佛寺，有铜佛二尊。

城外则有东山寺、水月寺和雪崖洞。破山的再传弟子梅溪福度、绍南真解皆住过东山寺。贵州卫及贵州前卫所属堡哨亦多建有佛寺，如青岩堡就建有龙泉寺、凤凰寺、狮子山寺。附郭的贵定新县所属村寨，亦建有佛寺的，如蔡家关有三教寺、乐抗寨有来龙寺和朝阳寺，摆郎苗寨有回龙寺等等。由此可见，贵阳城里城外，已经是佛寺林立，深入堡哨村庄。

水西土司地区的佛教传播

影响所及，佛教传入了贵州宣慰司所属地界，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水西安氏崇尚佛寺，成化年间，安贵荣即在水西建立佛寺，今尚存残钟一口。成化二十一年，安贵荣与其夫人奢豚于水西本境建永行寺，并仿贵阳大兴寺铸铜钟一口悬于寺内，其上铸有彝汉两种文字。黔西北地区，明代之前僧人罕至，据《释氏稽古略集》记载：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僧录司奉旨行文各处僧司，有讨度牒的僧二十以上者，发去乌蛮曲靖等处，每三十里造一庵，自耕自食，化他一境人民“至此以后，该境佛教也在兴起。总的来说，贵州佛教传播的时间都比较晚，绝大多数地区的佛寺都是在明代设省之后兴起。从片状来看佛教的传播范围由北及南，由东到西，恰是贵州省内汉族文化影响的路线。如果从线状来看佛教主要分布于交通驿道沿线的卫所州县和大土司地区。而广大的黔东南、黔南地区佛寺最为稀少，且规模都不大，换句话说佛教在贵州的传播路径与实现国家化的影响路径相辅相成。